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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荒原的召唤

——羌塘探险百年

文/刘炎林图/

她是天堂的中点
她是地球的核心
她是世界的心脏
白雪环绕
群山巍峨
土地荒蛮
所有的河流
从这里起源

——8-9世纪西藏无名诗人

“羌塘”，在藏语里意为“北部平原”。“词语不仅表达意义，还传递感情。羌塘就是一个充满了威慑力与诱惑力的名字，它让人联系起辽阔的大地与号叫的天空。”北至昆仑山—可可西里山，东抵唐古拉山，南部、西南部以念青唐古拉山—冈底斯山脉为界，一个面积约70多万平方公里的封闭性内流水系的陆地，就是羌塘。羌塘包括了西藏西北部、新疆南部和青海省西部。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6000米以上的山峰60余座。一系列的高原湖盆相互拼接，但大多数湖泊是咸水湖。植被稀疏低矮，特别是在北部。气候寒冷，年均气温零度以下，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大风天气多；降雪集中在夏季，不过大大小小的雪灾难以预测。藏族牧民在羌塘南部生活了上千年。近50年来，部分牧民向北迁移、定居，但整体而言，羌塘的北部至今仍是无人区。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科学家，根据人口密度、道路密度、人类利用土地的面积、房屋设施的数量等计算人类足迹指数（Human Footprint Index），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后的荒野”——每个生态区内人类足迹指数小且面积广阔的区域。毫无疑问，羌塘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荒野，比塔克拉玛干沙漠还要大——“这是世界上最年轻也是最广阔的荒原”。

7月中旬的上午，我和同伴站在孤单的帐篷边，望着南边峡谷两侧密密麻麻的小道。前几天，几千头藏羚羊从这里鱼贯南行，熙熙攘攘的生动景象，与眼下的萧索天差地别。莽莽昆仑在北面迤逦而过，吕什塔格峰峦起伏，在朝阳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南面则是广袤的羌塘，大地平缓起伏，向天际延伸。植被稀疏的裸露地面尚未被加热，天气凉爽宜人。

自从一个月前跟随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动物学家乔治·夏勒（Goerge Schaller）进驻西昆仑，我们就逐日在方圆几十里内徒步，搜索、观察从南方迁徙而来的藏羚羊。这里是藏羚羊的一个产羔地。如今羔期已近尾声。几天前下了数场大雪，藏羚羊开始集结，往南迁徙。我们昨天循迹至此，计划再追踪一天。

两人背着望远镜、三角架、相机、食品和水，手里攥着地图，循着藏羚羊小道步行。从一个低矮的山口翻出峡谷，又一个盆地显现在眼前。满目赭色，时已仲夏，仍然没有什么绿意。群山环绕，一条条沟壑从山脚流出，向盆地中心汇去。用望远镜扫描了一番，只发现数几十只羚羊。

下午两点，越过几个盆地、趟过数条河流，站到一个小山头上。我们没有发现大队的羚羊，它们的步伐太快了。琼木孜塔格的大片冰川，高高的摊在东南面，似乎触手可及。我打开GPS，发现已经走出了地图。不禁有一点恐慌，同时又充满好奇：那些未及涉足的荒野，究竟是怎样的面貌？

每天下午必刮的大风正逐渐释放积攒了一夜的力量。我疲惫地坐在三角架边，望着这片探索甚多而又知之甚少的土地。一百年来，迪西（H.H.P. Deasy）、威尔比（M.S. Wellby）、斯文·赫定（Sven Hedin）走过这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走过这里，乔治·夏勒走过这里，李奇微（Rick Ridgeway）走过这里。这片辽阔的荒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探险者。他们为何而来，在这里发现了什么？他们的探索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在探险式微的年代，以往的探险能给我们什么启发？

图片：西昆仑野考调查的照片

反映羌塘景观的照片

“发现”羌塘

十八世纪末，西藏对西方人关上了大门。1846年3月，法国遣使会传教士胡克和嘉伯特被驻藏大臣琦善驱离拉萨。西藏从此消失在西方的视野里。“下一批到达西藏首府的西方人将携带帝国的通行证而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禁城拉萨成为了19世纪地理发现年代最后的圣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羌塘探险的西方旅行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到达拉萨。由于西藏南部重兵把守，探险家们就从北方而来，试图跨越羌塘进入拉萨。同时，羌塘对他们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同样是一个尚未探索过的区域。在当时出版的地图上，大片的土地标注着“空白”。“必须有第一个白种人穿过这一山谷或渡过这条河流，凝视这片山岩或者这一湖泊”，重新“发现”羌塘。

威尔比横穿羌塘

1896年初，英国驻印兵团威尔比上尉和马尔科姆中尉（Lieut. Malcolm）商定，合作开展一次穿越西藏的探险活动。“我们决心自西向东横穿这片鲜为人知的地区北部，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探明那些只出现在最近的地图上而未经考察的神秘之地；进而发现并确定楚玛河的源头”。

在依赖畜力的年代，长途探险需要许多人员、牲畜，以及大量物资。抵达拉达克列城前，威尔比沿途雇佣了11人，分别担当助理考察员、赶骡人、厨师等任务，购买了50头骡子和矮种马，以及人和牲畜吃的大量食物。携带的武器弹药有一支配备了300发子弹的马提尼-亨利式步枪，一支200发子弹的打猎用的卡宾枪，一支300发子弹的猎枪，两支各100发子弹的骑兵用卡宾枪。科学仪器则是一个长长的单子：经纬仪、六分仪、气压计、三角侧高仪、最高最低温度计、平板仪、棱镜罗盘、望远镜、花卉压干器、蝴蝶网、照相机、地图。

5月4日，庞大的队伍从列城出发。5月10日到达探险的最后出发点，离班公湖5英里左右的舒沙尔，在此设立第1号营地。从这里开始，探险队每天前行数英里到二十英里。遇到水草良好的地方或糟糕的天气，就在同一个营地逗留几天，让牲畜和人员休养，或者待天气好转再拔营前进。

探险者每天测绘地图，测量经纬度、海拔、气温，收集动植物样本，并进行详细的记录；激励或逼迫“懒惰而贪得无厌的”雇员驱赶牲畜前进，而每次宿营和离开营地，都伴随着混乱；侦察路线，确定前进的方向，寻找合适营地、淡水和供养牲畜的草地；捕杀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沙鸡、野兔等动物，补充食物。当探险队逐渐进入无人区腹地时，骡子和马的队伍在缩小，谷物的储备在减少，赶骡人逃跑，旅行的挑战与日俱增。探险队经过无数的湖泊，但绝大部分是咸水湖，不得不掘地取水。到9月8日，探险队到达如今可可西里的地方，才第一次遇到西藏的商队，在商队的营地边设立了第110号营地。此时，探险队只剩下3头骡子、3个雇员。

威尔比的探险是地理发现年代的一个经典。担任过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的霍尔迪奇（Thomas Holdich）1906年评价道： “这是直接东西穿越羌塘最恶劣部分的唯一记录。” 威尔比的路线基本上沿北纬35度自西向东横穿了羌塘的北部，大部分是在无人区内。探险结束两年后，威尔比出版了《Through Unknown Tibet》（中译本名为《穿越西藏无人区》）一书，详尽描述了探险的历程。110年后，乔治·夏勒沿着威尔比的路线进行了一次调查。

其他的探险者

在威尔比之前和之后，还有十来位探险家到达羌塘。他们的足迹有时候彼此交错。普热瓦尔斯基（Nicolas Prjevalsky）是中亚探险的先驱。1876年，普热瓦尔斯基在全副武装的哥萨克骑兵护卫下，取道柴达木、唐古拉山，抵达距离拉萨270公里的那曲。斯文·赫定和迪西是探索羌塘最多的探险家。赫定分别于1901年、1906年、1908年三次进入羌塘，试图到达拉萨，但均受阻于色林错。他的足迹覆盖了羌塘的各个部分，留下了大量的素描、地图和生动的描述。迪西在1897-1899年间三次进入羌塘的西北部。赫定和迪西都是出色的制图员。他们以及其他探险者——柔克义（W.W. Rockhill）,1898-1899年，1891-1892年；鲍尔（Himilton Bower），1891年；杜特雷伊（Dutreuil De Rhins），1893年；利特代尔（St George K. Littledale），1895年；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1898年；罗林斯（Rawlings），1903年——绘制了大量的地图，阐明了羌塘的地形地貌，“发现”并命名了许多山峰、湖泊、河流。

“发现”的终结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大竞力（The Great Game）曾对西藏探险起了巨大的推动。一战爆发，探险幕后的政治力量也随之洗牌。西方人对羌塘的探索，在赫定1908年的探险后，嘎然而止。西方探险家的成就在于把当地人的知识，用现代科学的规范加以整理，并且勘查了当地人也没有到过的区域，使羌塘进入西方的视野，同时也是科学的视野。然而正如夏勒的慨叹，西方探险家“在这里的存在如此短暂，有如历史之碎片，只在一些古籍和湮没的地图上留有记忆。大地依然荒芜，没有道路、房舍甚至牧民，直到今天。”

贝塞克等人的穿越是一个突兀的插曲。1950年，在解放军进入乌鲁木齐前夕，美国学者贝塞克（Frank Bessac）、驻乌鲁木齐的美国领事马克尔南（Douglas Mackiernan），以及三个为逃离内战到新疆的白俄罗斯人，取道西藏逃往印度。这些人几乎已经穿过羌塘，但最后还是被发现，色林错边的西藏边防士兵开枪打死了马克尔南和两个白俄罗斯人，但贝塞克和一个随从却安全抵达拉萨并去了印度。严格来说，贝塞克一行的穿越，只是一次逃亡，并非主动的探险。这个插曲也预示着中国人对羌塘探索的开始。

图片：威尔比、迪西、赫定的头像（来源：《Tibet, the mysterious》）；

赫定的素描图（来源：《发现西藏》）

地图：早期西方探险者的路线图（来源：《青藏高原上的生灵一书》）

考察羌塘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羌塘对西方人再次关上了大门。在此期间，羌塘的探险是中国的军人、测绘人员和科学家完成的。

测绘队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兰州、成都各军区派出测绘队，调绘青藏高原的地形图。这是一次全面覆盖羌塘的测绘行动。我没有找到关于测绘队的资料，不过查阅羌塘1：10万地形图时，深切地体会到了测绘队员们的艰辛。测绘成果为后续的系统科学考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青藏队

1973年，中国科学院组建成立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简称中科院青藏队），拉开了青藏高原大规模综合考察的序幕。青藏队的中心任务是“阐明高原地质发展的历史及其隆升的原因，分析高原隆起后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研究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特点及其利用改造的方向和途径”。1976年，青藏队藏北无人区分队在羌塘进行了为期4个月、行程3000公里的综合考察。分队共32人，包括16名科研人员，分属生物、地学等12个专业；大小汽车5辆，雇了32名藏族民工、50匹乘马、107头驮运牦牛。考察队以双湖办事处（现那曲地区尼玛县绒玛乡北部）为基地，向北跨过可可西里山，抵达昆仑山的喀拉木仑山口，向南抵达尼玛区（现尼玛县），折向西考察改则、措勤两县，取道班戈返回那曲。这次考察是第一次在羌塘使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进行的探险。考察队收集了动植物、气候、湖泊、土壤、冰川等方面的珍贵样本，基本查明了该地区土壤、草场、地热资源的基本状况。同时，这次考察也锻炼了一批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

此后，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又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综合科学探险。1989-1990年，青藏队对可可西里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考察队拥有68位分属27个专业的科学家，总行程12.5万公里，考察面积7万平方公里，考察结果直接推动了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成立。1987-1992年，青藏队对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这次考察别称“三五牌”，即50岁年纪、海拔5000米、为时5年。70年代的考察回答了羌塘是“怎么样”的，而这两次综合考察更为深入，进入了“为什么”的探询。青藏队的综合科学考察，最突出的成就是在地球科学方面：“阐明了高原隆起是近百万年来地球历史上最重大的地址事件之一，划分了七个地质层和五条缝合带”。

青藏队是中国科学史上史诗般的篇章，也是羌塘探险史上承前启后的英雄群体。在80年前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中，斯文·赫定把“独行侠式的探险”变为“多学科的科学考察”。青藏队的这三次综合科学考察，足称得上是“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的典范。

乔治·夏勒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羌塘的大门再次向西方人打开。第一位进来的西方人是夏勒博士。他的出现，仿佛把羌塘探险拉回到古典探险的年代。他如同博物学界的巴顿将军，用19世纪的风格在20、21世纪游历。他曾这样讲述与羌塘的渊源，“当我还在童年时就曾读过赫定的描述。羌塘对我来说是一块充满梦幻和冒险的土地。后来当我成为一名自然主义者后，发现这个地区有着太多未知的东西，藏野驴、野耗牛、盘羊，以及其他许多尚无人研究的物种。在这里人们仿佛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一个外界尚未涉足的世界。”

1985年10月，经过漫长的等待，52岁的夏勒终于来到羌塘的东缘，昆仑山口至唐古拉山口之间的部分。此时的夏勒，已是闻名世界的野生动物学者，与珍妮·古道尔一起，开启了野外生物学的黄金时代，完成了对山地大猩猩、狮子、雪豹、大熊猫的开创性研究。而在1985年罕见的大雪里，一队藏羚羊如梦中的精灵，在夏勒的身边经过，从此开始夏勒与羌塘长达25年且仍在继续的约定。

1986年夏勒再次回到羌塘东缘，检查大雪对野生动物种群的影响。1987年6月，夏勒组织了一个骆驼队，从新疆图拉出发，翻过昆仑山进入羌塘。他希望“向南穿越木孜塔格深入羌塘”。但由于任务紧迫，时间太短，这次旅行3个星期后就结束了，从另外一条路线返回图拉。“这才是真正的旅行，不是关在车里，而是任凭风吹日晒，慢慢地移步换景。”三次旅程之后，夏勒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了一份合作研究的备忘录。1988年，经过一系列的程序，他终于被允许来到羌塘开展工作。此时，距离斯文·赫定在羌塘的最后一次探险，已经过去80年了。

从1988年到1994年，夏勒与来自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和西藏林业厅的中国同事一起工作，共到羌塘考察过5次，每次差不多1到3个月。夏勒借助汽车调查广阔的区域，而对于野生动物集中的区域，则扎下营地，“像一个对动植物充满兴趣的19世纪的漫游者”，四处观察记录。夏勒的工作揭开了偷猎藏羚羊制作羊绒披肩的血腥真相，推动了中国政府和民间对藏羚羊以及羌塘的保护。1998年，夏勒出版了《Wilidlife of Tibetan Steppe》（中译本《青藏高原上的生灵》），这是迄今对羌塘的生态系统最为深入和全面的总结。从同时出版的《Tibet’s Hidden Wildness》（中译本《西藏生灵》）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夏勒对羌塘的感悟和祝福。

夏勒博士在羌塘的探险仍在继续。从2001年开始，夏勒博士重回羌塘。这一年夏天,他与四名职业探险家一起，赶着驴子徒步穿越西昆仑山地，寻找藏羚羊的夏季产羔地。他曾在1992年追踪藏羚羊至西昆仑琼木孜塔格南面的黑石北湖。苦于土地糜烂、汽油短缺，功亏一篑。通过2001年的调查，他初步确定了产羔地的位置。第二年，同行的四位探险家追踪藏羚羊迁徙路线，自南向北徒步了275英里——我们后面会提到。2003年，夏勒博士与北京大学的同事一道调查了羌塘东部。2005年，我有幸跟随夏勒博士重回西昆仑山地。2006年11-12月，夏勒沿着威尔比的路线，自西向东驾车穿越了羌塘，对比无人区一百年前后的变化。2007年和2008年调查羌塘南部的藏羚羊种群。如今，已经76岁高龄的夏勒，正在羌塘中部的藏色岗日调查藏羚羊的另一个产羔地。

这位博物学界的巴顿，有着巴顿的宿命感和理想色彩，却完全没有巴顿的傲慢。亲切、幽默，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坚信，保护野性生灵是人类的道德责任。他的著作，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投身保护。他在羌塘的探险，廓清了羌塘生态系统的面貌，重申了这片荒野的价值。

早期的探险者让世界知道羌塘，而青藏队和夏勒博士让世界了解羌塘、珍爱羌塘。当青藏队和夏勒用不断进步的现代科学的目光打量羌塘，如同在一百年前的地图上一样，羌塘大地标注着“空白”。一个英雄群体和一个博物游侠，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了解羌塘的过去与当下，促使我们去思考羌塘的未来。

图片：青藏高原科考队的照片；

夏勒的野外照片

地图：中科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路线图（来源：《追寻青藏的梦》）

夏勒的考察路线图（来源：《青藏高原上的生灵》）

体验羌塘

那么，羌塘探险还有什么可能性？

阿尔卑斯式穿越

1997年6月12日，两位德国小伙子斯莫勒（Stefan Simmerer）和库珀（Frank Kauper）抵达洞措，一个那曲到阿里公路上的小小村落。从拉萨到这里，斯莫勒和库珀步行加上搭乘卡车，花了11天，跋涉了500公里。洞措是他们与文明世界的最后联系。从这里起，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穿过长达1000公里的无人区。

正是斯文·赫定的著作使两人产生了穿越羌塘的念头。他们在地图上规划了一条南北穿越的路线，并计划攀爬羌塘中部的藏色岗日（6644米）。“跟斯文·赫定不同，我们承担不起动用数百头驮畜的大型探险的费用。我们将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完成这次探险——阿尔卑斯式”。梅斯纳尔曾将这种方式应用到喜马拉雅的8000米巨峰的攀登中。他们想在羌塘探险中应用这种方法：放弃一切多余的物件，完全自助，不依赖投放食物，不仰仗背夫或驮畜。1000公里的距离，假如每天步行20公里，则需要50天。随身携带50公斤的物资，加上装备，重量达80-90公斤——甚至让人难以想象该怎么去背。于是两人设计了小拖车：一个两公斤半的钛管车架，两个带2.5英寸宽的山地自行车胎的车轮，80公斤物资分装到三个防水驮包和一个背包里。

从洞措往北，一开始还能断断续续地碰到牧民。200公里后，进入无人区。“一场冰雹雷暴在我们头顶上蓄势待发。斯莫勒和我（库珀）蜷缩在宽阔平地上，我们的小拖车放在100米开外，放在地上当作避雷针。我们祈祷雷电劈在其它地方。我们已经走了三个星期，每天七到八小时。一个多星期来，一个人也没遇到……而我们还没有到达羌塘的中间。”7月3日，两人到达藏色岗日冰川下，“感觉就像外星人，侵入完美而原始的自然”。斯莫勒和库珀花了两天时间在大雾中沿东南山脊登顶藏色岗日。带着攀登的疲惫继续前进，7月24日，两人终于站在昆仑山5500米的山口，羌塘与塔克拉玛干的分水岭。8月1日，到达到昆仑山北麓的道路边。

库珀在《Alpine Style in Chang Tang》一文里总结道：在5000米以上跋涉62天，徒步跨越1000公里的崎岖地带，携带45公斤的食物，在羌塘里整整35天见不到一个人，体重减轻20公斤。

这是最早的一次无后援小团队轻装穿越羌塘。此后，越来越多的探险者采用轻装的方式，用小拖车或者自行车驮运物资，依赖个人的决心、勇气、耐力和技巧，去穿越环境恶劣的羌塘。2002年，李奇微（Rick Ridgeway）等四位登山者从阿里北部的土则岗日出发，采用与斯莫勒和库珀类似的方式，徒步穿越275英里，确定了藏羚羊羌塘西部种群的迁徙路线。此外，四人还攀登了吕什塔格山脉上一座6300米左右的山峰。2003年，瑞典人科洛士（Janne Corax）和舒勒尔（Nadine Saulnier）在47天内骑车穿越东羌塘，其中有37天是渺无人烟的区域——与贝塞克1950年的路线一样。2005年，丹麦人艾德塞贝尔（Martin Adserballe）一人一骑从改则出发，穿越1000公里的羌塘高原，历时约50天抵达图拉。2007年，安迪（Andy）和瓦尔特劳德（Waltraud）在羌塘西部登山和骑行，骑行21天1400公里，登顶三座6300米以上的雪山……以上只是不完整的列举。

探险如何正当

这样的探险，是为了什么呢？除了李奇微对藏羚羊迁徙的追踪，其余探险并未带有发现或探索的目的。作家弗莱明（Peter Fleming）质疑道：“今日之探险，易于实现而难以正当。”实际上，不管哪个时代的探险都面临如何正当的问题，也就是探险的意义何在。马丽华在《青藏苍茫》中写道：“艰苦本身并不指向什么。……如果艰难困苦仅只销蚀掉我们的岁月和生命，又有何益呢？”当我回顾羌塘百年的探险历程，不禁心潮澎湃。人类的好奇心驱使我们走向未知之地，这是所有探险的原动力。我们容易理解地理发现和科学考察的意义。那么，如何理解这种体验式的探险呢？科洛士曾这样总结他喜欢长途骑行的原因：对未知世界的好奇，精彩纷呈的风景以及长途骑行本身的挑战。同样的好奇心，驱使早期的探险家去“发现”，驱使青藏队和夏勒博士去考察，同样，驱使欧美富裕国家的公民去体验，寻找自我实现的个性方式。他们的探险，也扩展了人类勇气的疆界，昭示世界和生命所有的可能性。

这样的探险，又能给羌塘带来什么呢？壮美的自然，丰富的野生动物，是这片土地的财富。然而目前并未带来收益。在许多人眼中，这里仍是特殊的土地，其山川和动物有足够的吸引力。管理得当、影响小的旅游是将资源转化为财富的对环境破坏较小的方式之一，有助于保护偏远羌塘的文化和生态。对羌塘山峰的攀登，在羌塘某些区域的穿越，或许是开启藏北特种旅游的钥匙。实际上，国外已经有旅游公司在开展羌塘探险的业务。上面提到的部分轻装穿越和攀登正是巍峨亚洲山地探险旅游公司（HIGH ASIA EXPLORATORY MOUNTAIN TRAVEL CO.）组织的。

图片：徒步或穿越地照片（网络照片）

地图：历次徒步或骑行的路线（汇总一下，重新做图）

羌塘的未来，探险的未来

从几代西方探险者的身上，我看到非常良好的延续性。赫定激发了夏勒的梦想，夏勒引导李奇微追踪藏羚羊。完善的知识积累和传播体系，使得每次探险都能站在前一次探险的基础上。每次探险都使用当时最适合的交通工具和科学仪器。探险者都有良好的科学或教育背景，能够对所探索的区域进行敏锐的观察和详细的记录。西方社会对探险的推崇和资助，也是探险得以继续的关键。

我们中国人在羌塘探险中，表现如何呢？我们“缺席”了第一阶段的探险。因为羌塘一直在我们的视野里，无须“发现”。17世纪初，固始汗曾率领军队从新疆和田出发越过昆仑山，斜穿过羌塘塘到达纳木错；18世纪末，乾隆皇帝从纳木错向北到玉田（克里雅）开辟了一条商路。据我了解，在1960年代，曾有一队牧民从今尼玛县绒玛乡，向北穿越了羌塘，抵达图拉。更不用说进出西藏的中央政府官员，来往拉萨-西宁或者拉萨-列城的商队。遗憾的是，除了刘慎愕，当时国人尚未能用现代科学的规范来认识羌塘。1932年，我国植物学的先驱、当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刘慎愕，依靠买来的一群羊，单枪匹马翻越昆仑山、越过羌塘西部，进入印度，并沿途收集植物方面的资料。第二阶段由青藏队担当主角，而后到的西方科学家也贡献甚多。中外科学家相互合作更容易取得成果，这早在赫定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中就得到了证明。而第三阶段，目前已有不少国人组织车队穿越羌塘，但冠以“探险”或“考察”的名号，实难相符。2009年4-6月，一位年轻人（网名丁丁）和一位中年人（网名老苟），大体上沿科洛士2003年的路线，自南向北穿越了羌塘（）。他们4月29日从双湖出发，历经36天，骑行将近1100公里，翻越可可西里山，抵达鲸鱼湖，从茫崖离开羌塘。旅程中18天没有遇到人，倒是遇到11次棕熊。我印象中，这是中国人首次骑行穿越羌塘。丁丁坦言“老苟旅行的主要是追求刺激，而我追求的是经历和遵从我内心的渴望。”

在Google Earth能详细再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年代，在越野汽车能跨越极地、直升飞机降落珠峰顶上的年代，在卫星信号覆盖全球的时代，探险还有什么可能性？地理发现已经结束，而科学考察和个人体验的探险正方兴未艾。抛开探险意义的追问，在当今时代，应该用尊重、勇气和想象力来评判任何的探险。勇气和想象力使我们有可能完成漂亮的探险，但假如缺乏对自然的尊重，探险将变得丑陋。

夏勒说过：“保护提了充足的（探险）理由。”从2005年起，我便有幸参与羌塘野生动物的调查和保护。站在这场历经百年的波澜壮阔的探险的尾巴上，每次面对荒野，先辈消逝的足音给我激励。2005年的夏天，我站在空旷的西昆仑山地中。藏羚羊已经南去，它们将在8月初抵达阿鲁盆地，继续新的生命历程。“这种不受阻挠的迁徙表明羌塘拥有着珍贵的财富：一个尚未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一个真正的尚未被人类所控制的荒野之地。”十多年来的保护已经取得成效，野生动物偷猎得到有效控制，藏羚羊的种群也在恢复。然而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牲畜，日益扩展的城镇和道路，形成对羌塘新的威胁。“当公路修到这个边远世界的边缘的时候，西藏也将失去其自然的本质。”而当荒野逝去，探险将无所依附。夏勒博士如此描绘他对羌塘的梦想：“我眼中的未来是一幅曾经有过的画面——人类、家畜和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在羌塘广阔的草原上，保持着生态上的和谐。”这样的羌塘，也将是探险者的乐土。